1972年，北京大學周培源教授寫信給周恩來總理，針對國內基礎科學長期落后的一些原因提出意見。對此，周總理指示中國科學院和國務院科教組負責人，要求他們以這封信作根據，“要求科教組和中國科學院好好議一下，并要認真實施”。他還特意強調：“不要如浮云一樣過去就完了。”這話說得很重也很耐人尋味，針對的是當時一些同志的作風松懈，對工作如浮云般了無根基，看得見、摸不著，飄飄忽忽難落實，缺少責任心。今日思之，依舊拷問責任與擔當。
    何為責任？為何要盡責？盡到責任又如何？梁啟超先生一篇文章提出：負責任最苦，盡責任最樂。細細想想“責任”二字的始末，深意大抵在此。有權必有責，有權力的行使必有負責、盡責的艱難。心存敬畏、如履薄冰，夙夜在公、殫精竭慮，待到責任盡完，對使命有所交代，方可以自我告慰，收獲甘甜的喜悅。為黨擔責、為黨盡責，是共產黨人的“心學”，體現(xiàn)著我們這支隊伍的苦樂觀。
    孟子說，“君子有終身之憂”，這憂不是顧影自憐的小我憂愁，而是家國天下的大我憂責。退休的第三天楊善洲便卷起鋪蓋上了黃泥溝，在油毛氈棚里一住就是9年，植樹造林2.5萬多畝染綠荒無人煙的大亮山。谷文昌東山縣治風沙時，帶著技術員走遍了全島412個山頭，實地探風口、查沙丘，常是滿身泥土，連續(xù)3年天一下雨就發(fā)動群眾冒雨出動，先后種植木麻黃8.2萬畝，構建起鎮(zhèn)風沙、抗怒濤的綠色長龍。有人慨嘆，當官不是什么美差，權力真是一種負擔。這恐怕才是“擔當”情懷的正解吧。
    位卑未敢忘憂國。一說權與責，很多人習慣性地認為那是別人的事，是“大官”琢磨的東西。其實不然。1934年，紅三軍退出湘鄂西蘇區(qū)后，因為沒有電臺，中央一直沒有掌握他們具體的方位，黨史上著名的停止“肅反”運動的“五月來信”無法送出。最終，組織上只能將它用密寫藥水寫在兩件襯衫上，交給通訊員小李。他不懼山高路遠、重重關卡，一路苦尋，徒步走了兩個多月才找到部隊，將信交到賀龍手中，從而扭轉了紅三軍的命運。這位“用生命送信”的同志未留下全名，但共和國永遠不會忘記那千千萬萬的小李。
    有一張流傳甚廣的照片，是第一棵木麻黃試種成功時，谷文昌蹲在地上、愛撫樹苗露出欣喜的笑容。要知道，在這之前十多個樹種、幾十萬株苗木都沒種活，一經風吹沙打便奄奄一息。有了那樣一份盡心盡責、百折不回的韌勁，才能真正體會到風雨之后難以言說的成就感與問心無愧。反過來說，責任未盡哪有樂可言？我們的干部隊伍里決不可以有“瀟灑官”“太平官”，只想當官不想干事，只想攬權不想擔責，只想出彩不想出力，先不說將受到追究問責，夜深人靜之時也難以坦然面對一己良知。
    越是艱難處，越是修心時；越是盡責后，越有開心顏。正所謂“種樹者必培其根，種德者必養(yǎng)其心”，黨性教育乃是共產黨人修身養(yǎng)性的必修課，把責任與擔當銘刻在心，時時勿忘、久久踐行，我們定能在群眾滿意中收獲“而今而后、庶幾無愧”的快樂。